内容提要：此次疫情的空前冲击为中国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率先控制疫情并迅速复苏，为恐慌的世界提供了难得的物资供给和投资场所。短期内，中国要积极利用疫情冲击的“时空差”扩大出口，同时要避免全球反危机刺激政策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从中长期看，要积极利用中国抗击疫情所显示出来的体制效能营造更有利的国际投资环境，在加快国内健康卫生体系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和信息化集成发展的同时，加大以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便利化为中心的改革，深入推进国际经济合作。

关键词：疫情；经济冲击；历史机遇

作者：阮建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李齐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人民论坛

此次疫情暴发时，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还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化时期。我们应准确把握此次疫情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扭转近年来中国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加速中国的崛起。

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将是空前的

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Mukhisa Kituyi）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导致严重的生命健康威胁外，还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风险。如果处理不力，这些危机相互叠加、反复激荡，就可能演化为引发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的系统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和持续扩散，意味着经济挑战是可能触发其它危机的重要中间变量。根据该委员会3月初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全球价值链出口下降500多亿美元。如果疫情在上半年结束，将导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5%；如果疫情持续到年底，则可能导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15%。这种背景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因此而明显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导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首次同时陷入经济衰退。如果疫情在今年第二季度达到峰值并在下半年消退，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对今明两年全球GDP造成的损失累计可能达9万亿美元。

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地区，美国和西欧疫情的快速上升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出现拐点的迹象。疫情造成的经济社会冲击已迅速显露出来，各种悲观情绪不断蔓延。美国股市在十天内出现四次熔断，引发全球股市一片恐慌。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将此次疫情对美国的冲击视为冷战以来与“9·11”和2007-2009年金融危机并列的三大危机之一。更让其感到担忧的是，前两次危机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现在的世界政治氛围更像处于分裂性民族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它正导致国家之间的分离，而不是根本性合作”。因此，不少学者担心，此次疫情可能导致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后果。如果此次疫情冲击与主要国家的经济周期和结构危机重叠共振，其后果可能比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虽然各国都在竞相采取刺激措施，但最好的结果也可能是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各国采取了规模空前的货币宽松政策。不管怎样，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将是空前的，并可能持续数年。

对西方而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导致了空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甚至成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但对苏联而言，大萧条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苏联大力吸引欧美的资本、技术和工程专家，建立起钢铁、汽车、飞机、拖拉机、水电站等大型工业项目。从1928年至1937年，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快速地由一个欧洲落后的农业工业国家迅速成长为一个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工业增长达两倍以上。其成功除了自身的组织动员外，另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充分利用欧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西方战后长期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结束了西方战后20年的繁荣，使之陷入长期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新阶段。但对于“亚洲四小龙”而言，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他们积极承接西方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迅速由落后的经济体成长为新兴经济体，成功跨域“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在这两个时期，拉美的经济表现也不错。20世纪30—40年代，拉美不仅没有受到经济危机和战争的殃及，反而获得较多的资源流入。但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而是满足于原料供给低端产业。其主要原因正如依附理论所指出的，不在于没有开放，而在于过分开放导致完全被资本尤其是外资所主导，难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自主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也积极利用欧美廉价的资金进场推进工业化，但却缺乏对债务资金的有效监管和高效利用，以及没有及时进行经济结构升级。20世纪80年代欧美先后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导致其需求下降和利率负担上升，引发债务危机，从而陷入“失去的十年”，经济增长大幅下滑，通货膨胀持续多年超过三位数，引发社会政治危机。

纵观这些历史案例，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在任何一个时期，全球生产要素的总量相对是既定的，每一种要素都会去寻求更高回报。因此，正常情况下，要素市场的供求是均衡的。一旦某些地区出现大范围危机，这些要素就会转向其它地区寻求保值或增值。由于发达国家的要素非常充沛，且高度资本化，大危机必然驱使那些感到危险或找不到机会的要素到更安全的地方寻求更高回报。危机越严重，这种动机就越强烈。因此，在大危机时期，安全就是财富，稳定就是机会。在全球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大范围的危机为少数稳定地区提供了吸引和利用全球资源发展自己的更大的历史性机遇，这是动态系统的必然规律。与此同时，机遇与挑战是辩证发展相互转化的。一个国家如果安于历史机遇而形成路径依赖，不愿意及时主动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动能，就无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新的挑战也会出现。

疫情的经济冲击对中国而言蕴藏着重大的历史机遇

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冲击。从动态系统的角度来看，此次疫情的经济冲击往往蕴藏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将加速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重组。

从中国来看，疫情暴发对消费、进出口、投资和就业带来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冲击。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的趋势下，世界经济增长下降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明显不利影响。2019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占GDP的比率超过31.84%，服务贸易占GDP比率超过5.46%。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市场预期不稳，需求萎缩，加之各国为应对疫情而先后采取的隔离措施限制了国际物流，必然给中国经济复苏带来挑战。基于疫情的空前冲击，一些跨国公司可能会调整其过于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采取分散化或就近布局，以确保供应的安全稳定；从受疫情冲击的各国政府来讲，他们肯定会吸取教训，将恢复重建甚至增加包括医疗防护在内的众多产业的供应链，并通过国产化确保紧急情况下的供给。这种趋势必然会挑战中国在现有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疫情带来的空前冲击唤起广泛的社会恐慌和自私行为，挑战了各国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更加奉行“国内至上”的政策，甚至不惜相互指责诋毁、截留物资来转移、缓解内部矛盾。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这种“国内至上”的加剧趋势必然削弱各国之间的信任，加剧相互矛盾，使近年来不断恶化的全球多边经济合作雪上加霜，从而恶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中国已将本土疫情基本控制下来，并逐步转向复工复产，而世界尤其是欧美却相继陷入疫情大暴发的阶段，经济恐慌不断蔓延，在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的共振下，其经济在未来3个月可能进入一个衰退期，这种“时空对比”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短期内，陷入疫情困境的各国对医疗、生产和生活物资的紧急需求为中国稳出口提供了历史性窗口。据统计，2020年3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环比回升，其中制造业PMI为52.0%，比2月回升16.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3%，回升22.7个百分点。截至4月21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复岗率分别回升至99.1%和95.1%，复工复产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疫情对各国应急物资储备及其生产供给提出了空前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为此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物资奇缺及其自给自足非短期内可以解决，急需大量进口；与此同时，隔离措施的延续对生产生活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商品库存和原材料面临枯竭。在普遍性危机冲击下，短期内重建供应也面临选择的较大困难。这些都为中国出口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窗口。

从长期来看，中国迅速控制疫情所显示出来的体制效能和扩大开放的政策为全球资本再次确认中国市场价值提供了新的基础。此次疫情可能促进一些国家强化自力更生意识，导致重要物资产业的重建或回归，但同样重要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使得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更加尖锐。脱离了世界市场，二者矛盾的激化更容易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在全球资本等生产要素既定的前提下，“国内至上”所引发的相互封闭，必然导致市场容量的萎缩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迟早会重新激化生产与市场的矛盾。从历史来看，即使是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也没能阻止全球分工的发展趋势。因此，疫情冲击可能对全球分工造成较为明显的短期冲击，但不可能阻止全球化的进程，只是改变了全球分工和产业链的重新配置。作为全球化的根本驱动力，资本或资本化的要素就是要通过不断投入再循环实现增值。此次疫情中，医疗资源丰富和公共卫生条件发达的欧美等国出人意外地相继陷入大暴发，而对医疗资源匮乏、公共卫生条件落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疫情一旦大暴发，其后果将更为严重。在全球资本空前丰沛的今天，无论是为了避险，还是为了增值，最快控制疫情并实现复苏的中国将再次受到全球资本的青睐，“重新发现中国的投资价值”将成为疫情新一轮全球投资的重要动向。

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各国相继采取了空前的反危机政策，从发放困难补助、消费券到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这些措施短期内有助于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但如果其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从长期来看可能导致“滞胀”。鉴于中国市场的稳定和巨大潜力以及中国政府扩大开放的政策，其中不少资金可能通过全球资本市场进入中国，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提供更加有利的融资环境。

从国家发展和国际战略竞争的高度做好疫情应对

近年来，中国发展逐步进入一个结构性的“瓶颈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增加了中国发展的阻力和挑战。但鉴于核武器的威慑、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共同挑战的涌现，中美竞争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够更好地吸引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此次空前的疫情给我们突破这个结构性“瓶颈”、优化对外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性机遇。

做好吸引利用优化全球资本的准备。自由和稳定是资本运行的两大基本要求。中国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运行及宏观环境安全稳定的同时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为吸引全球资本提供更为便利的环境。“世界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的鲜明对比，必然有助于吸引大量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来到中国获得回报，包括当前各国刺激政策的资金也可能借助全球资本市场进入中国。为此，要做好吸引、利用和优化外资的准备：要通过对此次疫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查漏补缺，大力改革和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和应急管理系统，通过可显示和验证的方式增强社会信心与安全感。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要求，还是增强世界资本对中国信心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越安全稳定，就越能吸引世界的资本。进一步推进投资保护和便利化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加速营商环境改善，增强中国市场的持久吸引力，将投资中国的可能性变为新的现实性。疫情的短期冲击可能增加对中国相关产品的需求，但从长期看，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在于稳定、便捷和可靠的制度环境。与此相适应，中国应探索如何进一步利用国际顶级人才的方式方法。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苏联吸引了大量的技术熟练工人和专家，对其教育、科技和工业发展起到了不可否认的推动作用。美国的崛起更是与积极利用国际人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吸引和利用国际资本的同时，也应该对其挑战保持实时关注。世界资本进入中国既是机遇，也可能带来挑战。从短期来看，如果欧美经济短期难以恢复，包括其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大量资金进入中国，会增加中国的通胀压力。对此，中国未来应根据发展趋势适时调整自身的财政货币政策，避免输入性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拉美同“亚洲四小龙”一样积极利用欧美“滞胀”带来的大量廉价资金，但由于缺乏对这些债务资金的有效利用，又没有进行产业升级；到80年代，欧美收紧货币政策时资金链断裂，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失去十年”。因此，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应该更紧密地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相匹配，不能为了短期经济增长搞不加区别的大水漫灌，应该更加精准灵活；要警惕遏制系统性风险，不能因为短期经济增长压力就放弃长期发展目标。

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一是坚决避免路径依赖，灵活利用国际产业投资的“时空差”实时升级转产。机遇与挑战是辩证转化的。疫情冲击导致世界对中国相关防疫产品的需要大增，但随着各国防疫物资产业的国产化和本土化，这种短期需求必将逐步下降。同时，在资本总量既定的情况下，这些国家防疫产业投资的增加必然减少其它产业的投入，这又为中国其它产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因此，中国相关企业在完成抗疫物资的短期供给后，应实时进行投资转向或升级，避免低端重复导致的产能过剩，滞缓自身结构调整的步伐，丧失历史机遇。二是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趋势出发，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民众对全生命过程的系统性健康追求是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应进一步加强与医疗医药、健康管理、康复保健和养老养生等相关的“大健康产业”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以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整合传统产业，催生新的产业和业态。能否充分利用这一场新技术革命进行经济结构的整合升级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弯道赶超”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进一步加大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推进中国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智联网的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信息化集成发展，提升中国经济的效率和韧性。三是产业升级要注重集群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疫情的暴发对中国部分地区和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造成了明显的冲击，但那些具有产业集群优势的地区和产业受影响较少，显示出难以替代的稳定性。疫情会加速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中国要抓住欧美部分产业停摆、经济衰退的机会，加速产业升级和集群发展。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进一步强化产业链集群发展，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确保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

继续全面推进对外经济合作，拓展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近10多年来，全球多边经贸谈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各种区域诸边合作受地缘政治的制约进展缓慢，双边合作虽然进展较大，但效果有限。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各国更需要一个自由开放和稳定的世界经济。否则，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必将引发各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并可能导致国内外风险的连锁联动，从而使世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从历史经验来看，谁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时代需求，谁就可能赢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和更多的国际支持。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战后主要全球化机制的主导者，美国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盛行，对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复苏构成了严峻挑战。作为日益融入全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必要继续坚持自由开放的理念，稳步推进对外经济合作。虽然欧洲、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还存在程度不同的猜忌甚至抵制，但美国现行政策对其长期稳定发展构成的挑战也是不言而喻的。2020年，中国要优先大力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的尽快签署，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和中欧FTA谈判，以产业和健康合作为契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深入发展。在全球权力结构深入调整的今天，这对中国尤为重要。